技术浪潮和国家竞争:为什么美国连赢了三次?

2024-06-24 渥太华微生活
来源:饭统戴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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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过去两三百年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事实:

美国凭借经济上的追赶和超越,连续三次击败了战略对手。

早期,英国是美国最大的对手,两国光热战就打了两次,但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超越了英国;进入二十世纪,美国靠经济体量和盟友帮助击败了德国和日本,顺便从老欧洲手上接下全球主导权;二战结束后,美国迎来了最强对手苏联,但克里姆林宫飘落的旗帜最终变成了一张裹尸布。

美国的成功,有人归因于地理和资源禀赋,有人归因于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人归因于地缘政治运气和移民注入,也有人归因于美国的所谓“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这一玄学词汇由一个狂热的美国民族主义记者John L. O'Sullivan在1845年提出,本质上号召大家甭费劲分析,信就完事了。

美国经济的成功,决定了战略的成功,但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全球三次工业革命,是帮助美国“三连胜”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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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昭天命”宣传画,John Gast, 1872

所谓“工业革命”,叫做产业革命可能更合适,其背后驱动力无一例外都是技术浪潮:

第一次工业革命,由蒸汽动力技术所推动,美国是“追赶国”;

第二次工业革命,则由电力和内燃机等技术牵引,美国是“并进国”;

第三次工业革命,引擎是芯片和软件等信息技术,美国是“领先国”。

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动于18世纪60年代,此时美国还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国,当曼彻斯特的天空已经塞满了滚滚煤烟时,美国人还在西进的大篷车上一路吃土,但在独立战争后,美国对英国技术进行系统性的引进和模仿,虽然后者以封锁应对,但最后没有成功。到1870年,美国经济总量虽然没追上英国,但人均产出已经达到了英国的76%[2]。

第二次工业革命启动于19世纪下半叶,核心驱动力是电力和内燃机技术,其大部分专利都诞生于欧洲,尤其是英、德两国。美国在结束了南北战争后大力发展这两项技术,在1900年后更是加速电气化。到1940年代,美国制造业产能已经超越了整个欧洲,在随后二战中,美国工厂每10分钟下线一架B17轰炸机,凭借工业体量碾碎了日本和德国。

第三次工业革命启动于1950年代,又称信息革命。从晶体管到PC机,从数字通信到互联网,美国几乎引领了所有创新,在这个过程里欧洲和日韩逐渐掉队,只保留部分领域的竞争力,而最大战略对手苏联则全面落后,最终影响到了生产率和军事实力。1991年,美国用一场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海湾战争,向崩溃前夜的红色巨人集中展现了这种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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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战争美军展示了全方位的信息化能力, 1991

恰好在美国跟新战略对手中国博弈之际,OpenAI的一声炮响,给人类送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ChatGPT诞生后,全球精英阶层大概只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形成共识:AGI技术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这一共识不一定100%正确,但从过去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第四次工业革命确定爆发,美国一定会充分利用这款“新武器”,协助其完成战略目的。

而在此之前,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已经追赶美国几十年,并定义了一个合格的“追赶者”标准:把上一轮科技革命的成果“吃干榨净”,在当前一轮科技革命中“紧跟死咬”。

在大部分诞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如钢铁、铁路、汽车、化工、电力和电器等制造业部门,中国做到了全球规模最大和几乎最强;在大部分诞生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如互联网、数字通信、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中国做到了紧跟死咬,即使最短板的集成电路,中国也在疯狂补课。

但AGI技术的出现,这给这场科技竞赛增添了新的变数,甚至可以说,历史又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美国既做过“追赶国”,也做过“打压国”,它会从历史的档案馆里找寻出哪些手段?而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新变化?

我们将用“技术浪潮和国家竞争”的系列文章来进行阐述,其中有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分别是:

1. 超越的轨迹:技术革命如何帮美国实现三连胜?

2. 隔海的双峰:信息革命中美各自攒下多少家底?

3. 再战五十年:美国如何行动,中国又如何应对?

本篇文章将聚焦第一个问题。


01

在1789年建国之后,困扰美国的最大问题不是如何追赶英国,而是——要不要追赶英国。

这在今天看起来匪夷所思,但当时的确如此。当时的美国分成两派,一派以开国元勋、《独立宣言》执笔人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提倡“以德治国”,他认为效仿英国发展制造业,会引发“道德败坏”,所以一度想把美国建成一个“以自耕农为主体、原始朴素、田园牧歌式的农业共和国”。

另一派以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代表,他构思了一个工业化社会:设立中央银行、建设统一市场、鼓励劳动分工、发展制造业、征收关税增加财政收入——按照当代网友的定义,汉密尔顿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工业党”,可以说是美国两百多年国运最重要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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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和汉密尔顿

两人在美国都是神仙级的地位,但私底下都一言难尽:杰斐逊提倡自由平等,但却是一位拥有600多名奴隶的种植园主,不但跟黑人女奴私通生子,还常常公开拍卖奴隶还债;汉密尔顿则性格冲动,因为政见不同向副总统伯尔发起决斗挑战,他抢先开枪,但由于枪法奇烂,反而被副总统一枪击毙。

汉密尔顿虽然死的荒诞,但在他死之前,他已经目睹了“工业党”的一派逐渐占了上风。

谁不想过上工业革命时代英国人的生活呢?政府羡慕工业化带来的财政和税收、军队渴望流水线生产的精良武器、商人梦想着靠工业品来大发横财……除了美国农民不羡慕英国的底层群众(英国煤矿工人平均寿命仅有29岁),其他所有阶层都被“富国强兵”的前景所吸引,站在汉密尔顿一边。

杰斐逊的路线并非毫无道理,美国当时拥有广袤的“闲置”土地,靠农业的确能让国民过上好日子(印第安人除外)。但工业的诱惑显然更大,甚至杰斐逊本人也逐渐赞同。在后来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杰斐逊利用汉密尔顿建立的国家信用体系,融资1500万美元,向法国买下了214万平方公里土地。

美国早期工业的化的路线图,基本上遵循汉密尔顿在1791年出台的《制造业报告》,其中有三个原则:一是对美国工业进行奖励或补贴;二是用关税等贸易管制手段来保护本国企业;三是鼓励引进海外的人才和技术。简单总结就是:产业靠补贴,贸易靠保护,技术靠模仿,人才靠引进。

这些写在脸上的野心,自然绕不开占据工业革命先发优势的英国。英国人对此严防死守,比如当时纺织业作为当时的“新质生产力”,被英国严密封锁:所有纺织业熟练工人一律不准离开英国、前往北美的乘客被禁止携带图纸和零件,而窃取技术机密的人一旦被抓获,就会被判处12年监禁甚至死刑。

作为一个“追赶国”,美国如何破局?简单说就是:它把日后指责别的国家做的事情,都做了一遍。

美国早期利用工农业“剪刀差”,一边出口木材、毛皮、烟草、粮食等农产品,一边从“世界工厂”英国进口工业品,中间通过高额关税来增加财政收入,然后用财政补贴本国制造业,而得到鼓励的工厂主则热衷于模仿、抄袭甚至逆向工程英国的先进技术,这期间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工业间谍。

这里面比较有名的是被誉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的萨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他14岁就在英国一家棉纺厂当学徒,熟悉从机械到工艺的所有秘密。在读到美国正在招募纺织专家的广告后,他伪装成农民,把纺织从业证书缝进了外套内衬,躲过了皇家海军的搜查,成功地抵达美国,在罗德岛建立了美国第一家现代化的纺织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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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斯莱特的纺织工厂

斯莱特最后在英国老家,喜提了“叛徒斯莱特”的荣誉称号,但对他来说这不重要——他最后成为一个拥有了13家工厂的亿万富翁。这种财富示范效应足够强大,以至于无数人前仆后继地把英国制造业的机密——如冶金技术、纺织技术和化工和冶炼技术——带着横渡大西洋。

当时全美国都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1831年,写过《旧制度和大革命》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考察美国,他感叹道:“整个社会就是一家工厂。”而《专利法》的出台更是鼓励了全民搞创造发明,马克·吐温发明了自粘便签薄,卖出25000多本;总统林肯也在业余时间发明了用来增强船只浮力的装置,以及一种不怎么好用的“蒸汽犁”。

马克·吐温在《亚瑟王朝里的美国人》里勾勒出了那个时代美国人的轮廓:

我不懂得什么是诗情画意,我父亲是一名铁匠,叔叔是一名的兽医,我继承了他们的手艺,两种活儿都会干,然后我去了那些伟大的兵工厂……学会了所有东西的制作方法:手枪、加农炮、锅炉、引擎,任何能够节省劳动力的机械,我都学了。

美国当时的社会景象,用一个当代人熟悉的词来形容就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就这样,美国经济迅速支棱了起来。从1800年到1850年,美国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达到3.7%;同时人口也迅速扩张,1790年,美国的人口总数为390万,到1860年这一数字已经增至3150万——这是欧洲人口增速的4倍,全球平均人口增速的6倍。

有人可能会觉得:如此疯狂追赶100年,肯定能超越老东家英国了吧?可惜并没有。

美国在1776年建国时GDP大约是英国的三分之一,经过一百年的追赶,到1870年代GDP总量仍然没有超过英国,人均产出也只有英国的76%。相比之下,中国GDP在2002年是日本的三分之一,但到2010年就追上了。

原因很简单: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是一种非常恐怖的存在。凭借工业国对农业国的降维打击,全球200多个国家最后只剩22个没有被英国入侵过,英国在19世纪的殖民地横跨3367万平方米,占到全球陆地面积1/4,统治4~5亿人口。在经济总量和人均产出上,英国也能一直压制美国。

另外,一个事实是:美国的经济奇迹,其实也离不开英国的“外循环”。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Douglas North)曾提出:美国早期的经济增长动力,核心来自英国的原材料需求,尤其是棉花。具体就是美国南方的棉花种植商向英国出口棉花,占美国出口总值的50%,然后把赚来的外汇,向东北部购买工业品,向西部购买农产品,拉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

政府也严重依赖这种“外循环”。一个例子是:1812年英美之间爆发二次战争,美国对英国的工业品实施禁运,结果非但没撼动英国分毫,自己的关税收入反倒被重创,联邦财政入不敷出,到1814年美国政府就出现了违约,军饷都发不出,最后靠在国际上举债才撑了下去。

因此美国要想摆脱对英国的依赖,还需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到了19世纪最后几十年,美国终于等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其中三个新事物帮助完成了美国崛起的最后一步,那就是:电力、钢铁和内燃机。


02

今天,爱迪生的灯泡、卡耐基的钢铁、亨利福特的T型车世人皆知,但电力、钢铁和内燃机这些技术其实都诞生于欧洲,而非美国。

在电力领域,英国人焦耳(James Joule)奠定了机械和电能转换的理论基础,意大利人伏打(Alessandro Volta)发明了电池,另一个英国人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则于1831年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法国人皮克西(Hippolyte Pixii)在此基础上,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交流电发电机。

在内燃机领域,英国、法国和德国主导了早期几乎所有的发明,德国人卡尔·本茨(Karl Benz)在1879年最后一天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汽油内燃机,并在1885年推出装有内燃机的现代汽车;1889年,使用木头轮子的奔驰Model 3(就是这个名字)在巴黎世博会上展出,现代汽车的时代由此开启。

在钢铁领域,1856年英国人亨利·贝塞麦发明了转炉炼钢技术,随后德国工程师西门子(Carl Siemens)发明了另一种蓄热炉工艺,然后被法国人马丁(Pierre-Émile Martin)改进投入规模化生产,这就是著名的“西门子-马丁”工艺,即统治钢铁行业上百年的平炉炼钢法,人类进入廉价钢铁时代。

欧洲贡献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多数基础创新,但最后万万没想到的是:最大的果实却被美国人摘得。

以钢铁行业为例,1870年,美国钢铁产能只有38万吨钢铁左右,但美国企业从一开始就积极引入欧洲最先进的冶炼方法,并敢于上产能,规模迅速做大,克利夫兰、伯利恒、芝加哥、匹兹堡等都成为著名的“钢城”。到1913年,美国钢铁产量达到2840万吨,已经超过欧洲总和,占全球份额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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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的匹兹堡,John Stobart

汽车行业也是一样。法国和德国的汽车工业伴随着内燃机一一同诞生,奔驰、标致、戴姆勒等欧洲公司占尽先发优势。但要论大规模生产制造,福特、通用等后起之秀更加擅长。到了1920年,美国已经生产了接近全球90%的汽车,平均每5.3个美国人就拥有一辆车,相比之下英国和法国平均每44人才拥有一辆汽车,远远落后于美国。

电力领域更是如此。美国在电力领域也拥有一大批如爱迪生、威斯丁豪斯、特斯拉(塞尔维亚移民)等科学家和发明家,但相比欧洲,美国更擅长两件事:一是把新技术转化成消费品,白炽灯、冰箱、空调等大众电力应用都发源于美国,并催生了GE、西屋、开利空调等电器巨头公司。

另一件事,则是美国更擅长把电力技术运用到工厂中去,大幅提升制造业效率。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工厂的动力源是蒸汽机或者水力,动力通过复杂的皮带、转轴和滑轮系统来远距离传输,驱动一台台机器。但进入到电力时代后,每一台机器都可以安装功率不同的电动机,工厂的复杂度降低了不少,生产环境也得到大幅度改善,员工连“请病假都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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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机驱动的工厂,需要大量皮带和滑轮

在1900年之前,美国制造业电气化改造速度不高,但在1900年之后,随着交流电的成熟和普及,美国开始大规模建设电网和发电厂。从1902年到1929年美国人均发电量增长11倍,同时电价下跌80%,由电力驱动的工厂从5%,飙升到1939年的90%——工厂使用电的比例,甚至高于家庭使用电的比例。

电力、钢铁、汽车、铁路、石油等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无一例外都有着极强的“规模效应”属性——规模越大,成本越低,效率越高。凭借着对这些新技术的疯狂投资,美国制造业的效率打遍全球无敌手。结果就是: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份额占比从1870年的23.3%,提升到了1910年的35.3%,而同期的英国占比则从31.8%降至14.7%。

几乎是同样市场经济制度,英国为何丢掉了先发优势,最终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落后?

欧美对这个问题研究了一个世纪,目前比较公认的观点是:英国享受了一个多世纪的工业革命荣光,存量工业资产庞大,既得利益集团顽固,拥抱新技术的力度远不如美国,既固守在旧的“煤炭-蒸汽”技术路线上,也没有把发展重点从纺织、煤炭等旧产业,升级到汽车、电气、化工等新兴产业上。

比如1865年,英国的马车制造商们联合在一起,推动议会通过了一部《机动车法案》,规定每一辆汽车至少要有3个人驾驶,其中一个人要在车前方50米处挥动红旗,给车开路。这部荒谬绝伦的“红旗法案”严重阻碍了英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居然硬是实行了三十年,直到1895年才被废除。

有意思的是,美国最大的马车制造商——杜兰特-多特公司,老板杜兰特(William Durant)在意识到汽车的大趋势后,果断从造马车转型到造汽车,先是接管了陷入困境的别克公司,然后又创办了通用汽车,接着又收购了凯迪拉克,最后还联合创办了雪佛兰……全美汽车品牌IP一多半都跟他有关系,堪称产业领域“革自己的命”第一人。

在电力技术的使用上,英国更是落后美国一大截。

电动机相比蒸汽机,优点太多,因此美国迅速用电力来改造工厂。典型的如福特1908年在密歇根州建设的高地公园工厂(Highland Park Ford Plant),自建发电厂,车间装满电动机,“能用电的地方一律用电”,带来巨大的效率提升,这一座工厂的年产量,超过美国其他汽车公司的总和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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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Highland Park超级工厂

与之相比,英国的工厂仍然塞满了各式蒸汽机,不是他们不想拥抱电力,而是英国国内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讽刺的是,尽管英国当时是全球资本最充裕的国家,但投向海外殖民地的回报率更高,肥水只流外人田,对国内投资反而不足,而电力、钢铁、汽车和化工又恰恰是“规模经济”型产业。

英国经济学家Leslie Hannah在几十年后痛心疾首地总结英国当时的落后:

“在1914年,英国最大的三家制造业公司都是外资企业:排第一英国西屋电气,是美国西屋的子公司,排第二的汤姆森—休斯敦公司,是美国GE的子公司,而排第三的西门子兄弟公司,则是德国西门子的分公司——德国西门子雇佣超过80000名工人,但没有一家英国制造业企业人数超过1万。”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在一次英国之行后写道:“旧时的国家用蜗牛的速度缓慢爬行,新生的共和国以铁路快车的速度极速奔驰。”

有两个欧洲国家的电气化做的比英国好,一个是德国,一个是苏联,尤其是德国,它也同样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追赶窗口,工业实力在一战前就超过了英国,一战后虽然被协约国强行拆家,但纳粹上台后再次暴产能,钢铁、煤炭、铝、电力、汽车等产量都是仅次于美国的存在。

但德国最大的问题,在于跟美国和苏联这两大工业巨无霸死磕(这两大工业国又恰好是资源国),最后所有的积累都变成波音B-17轰炸机下的废墟,日本的结局也是一样。在1945年之后,无论是战略对手还是地缘盟友,美国产业的所有对手都被扫清,牌桌上只剩下了一个苏联。

历史总是饱含韵味:在冷战铁幕拉开的两年后,世界上第一根晶体管在贝尔实验室被点亮了。


03

1976年9月,一架苏联米格-25战斗机叛逃,从海参崴起飞后,强行降落在了日本函馆机场。

米格-25绰号“狐蝠”,是当时世界上飞的最高、速度最快的战斗机,专门用来截击美军轰炸机。因此这次叛逃事件让西方阵营大喜过望,美军第一时间就将飞机大卸八块,拆解研究,但让他们惊讶的是:翻遍米格-25所有角落,都找不到一枚晶体管,只有大量陈旧的真空电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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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落在日本的米格25,1976年

米格-25航电的落后,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苏联在晶体管以及集成电路工业上的严重滞后。这种滞后除了军事领域之外,还体现在民用方面,一个案例就是苏联产的电子管彩电,跟西方的产品相比体积大,发热猛,冬天还能当暖气用,以至连小偷都嫌弃,从来不偷电视机(也搬不动)。

苏联似乎点错了科技树,但倒回到冷战开始的1950年代,事情可不是这样的。

1957年10月,苏联平地一声惊雷,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尼克1号”,让全体美国人感受了一把震撼、沮丧和信心低落,史称“斯普特尼克危机”。美国决策层从那会儿开始意识到,如果政府不集中力量办大事,只让商业公司来背科技探索的挑子,以后只会更频繁地被苏联骑脸输出。

最后,美国形成了一套左右组合的拳法:左手拳,是政府积极介入前沿科技的探索中,成立各类国家层面的基金和组织,真金白银给钱,并牵头搞类似阿波罗计划这样的超级工程;右手拳,是继续高举资本主义的旗帜,鼓励科技成果向消费市场转化,培育商业巨头,实现自我造血。

美国一记左勾拳,一记拳右勾拳,就靠这左右两路招式,在信息革命中战胜甚至碾压了苏联。

首先看“左”路的招式。1958年,在苏联卫星上天满一年之后,美国成立了两家超级机构: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DARPA),两家都拥有花不完的预算,前者专心搞航天,专攻能让人类走出地球的科技;后者的覆盖范围则更宽泛,发展一切能够捍卫美国霸权的技术。

在DARPA的官方简介中,是这样写的:

1958年成立时,DARPA的使命,是防止类似斯普特尼克发射的科技突破,因为这标志着苏联在太空领域打败了美国。今天,DARPA的任务,仍然是防止美国遭受科技突破,同时也针对我们的敌人,创造科技突破。

DARPA的口气不小,但赫赫战绩称得上它的野心。信息革命中的很多突破创新,如GPS、气象卫星、语音界面、互联网、个人电脑、FinFET等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由DARPA推动。《经济学人》曾赞誉它“塑造了现代世界”,虽然有些夸张,但相比于它的资金投入额(占GDP大概0.015%),DARPA的确是美国政府推动科技创新的满分级答卷。

当然,金主远不止DARPA一家。在1964年,美国政府各类机构的研发投入加起来,占全美比例高达67%,私营公司只有30.8%。另外,来自政府和军队的订单输血了一大批新技术,比如晶体管,最初的应用就是民兵洲际导弹。1962年国防采购占晶体管销量的100%,到到1966年这一比例仍然有53%,帮贝尔实验室和德州仪器等公司赚回了研发成本。

即便在今天,美国遍地VC,政府的角色也仍然没褪色。2020年政府研发投入占总比例仍然高达20%,受益企业众多,包括一批当红明星。比如英伟达CUDA的主导者伊恩·巴克,上学时就拿到了DARPA资助,研究用显卡制造超级计算机;而SpaceX的最早两次火箭发射(都失败了),也都由DARPA来买单,后来更是拿到NASA的巨额订单。

如果说“左手拳”的招式对苏联来说并不陌生,那么“右手拳”则是苏联模仿不来的死结。

技术→产品→公司→利润→财富,这个链条是美国人最擅长的,格林斯潘在《繁荣与衰退》中就这样自夸过:“美国人的天赋隐藏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能把伟大的发明做成用户方便使用的产品,其二是能让把新发明商业化的企业成长壮大,其三是能用新的手段使企业经营获得成功。”

在利用技术来创富这一点上,不光是苏联没法跟美国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望尘莫及。爱迪生曾经锐评过欧洲的同行们:“你看那些德国的老教授们,只要每天能吃上黑面包,喝上黑啤酒,就能心满意足地用自己的一生去研究蜜蜂制造的噪音,我们可不能像他们那样活着!”

从1945年第一枚晶体管诞生开始,信息革命先后掀起了10次产业创新浪潮,分别是:晶体管/集成电路、大型机、PC机、企业软件、数字通信、互联网、云计算、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这些创新几乎全部源起于美国,而且每一次技术突破,都伴随诞生了新的商业巨头。

比如集成电路,给美国带来了Intel和德州仪器;大型机浪潮,让IBM成为蓝色巨人;PC机问世,诞生了苹果和微软;企业软件,Oracle和Adobe成为千亿美金巨头;数字通信,帮助高通、思科和摩托罗拉屹立浪潮之巅;互联网,雅虎、亚马逊、Google和脸书各领风骚十几年;智能手机,让苹果复活;人工智能,又让英伟达和OpenAI成为全球焦点。

每涌现一个科技巨头,美国科技“国家队”的名单上就多了一行,日复一日,实力越来越强。相比之下,苏联的科技“国家队”名单永远只有一行。

在1980年初,苏联科研人员总数高达143万,规模世界第一,纸面实力雄厚,研发也占到GDP的4.7%,而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大都在2~3%左右。但由于国内市场机制不足,海外市场被封锁,这些投入并没有孵化出自我造血的科技巨头,也是日复一日,科研投入逐渐变成财政的沉重负担。

商业公司的科研实力能比肩国家机器吗?我们可以拿大型机为例。

在1960~70年代,使用晶体管的大型计算机,成为象征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神器。在美国,主导这一浪潮的是IBM。1960年IBM立项System/360项目,为此征召6万员工,建设五座新工厂,被称为“50亿美金豪赌”,一问世便震撼业界,大获成功。到了1966年,IBM员工超过25万人,净利润10亿美金,是当时美国计算机产业的头号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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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360广告宣传照

而整个华约国家的计算机工业加起来,也比不过IBM一家。苏联在60年代干脆放弃自研,直接仿制System/360,不仅硬件照搬,操作系统也逆向工程强抄,但最后花了无数财政资金,却是越仿制越落后,越落后越仿制,PC机爆发后更是一落千里。到1990年,美国15~20%的家庭拥有计算机,总量上千万台,而苏联全国只有20万台电脑。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追赶英国时用的手段,苏联在追赶美国时全用上了,包括仿造、抄袭、技术间谍、国家法案、财政补贴、贸易保护、人才引进……但唯一缺的,就是市场。正如米塞斯说的:“没有市场的地方,哪怕是立意最佳的指令,也不过是僵化的文字而已。”

美国在面对苏联的追赶时,尤其是斯普尼克卫星和加加林刺激之后,果断学习了“左手拳”,财政投入疯狂增长;但苏联在追赶美国时,却只是在加强“左手拳”,无法学美国的“右手拳”。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向苏联学习了“计划”,苏联却向美国学不到“市场”,最终导致信息领域的全面落后。

历史对待失败者是残酷的,苏联在信息时代能被世人记住的成就,只剩俄罗斯方块了,而这个诞生在1985年的游戏表达了一种隐喻:杀死你的,是你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错误。


04

回到1780年,整个美国只有三台蒸汽机,两百多年过去了,美国成了这个星球上科技最领先的国家。

这个历史只有几百年的新大陆帝国,做过“追赶者”,也打压过“追赶者”;有过“直道领先”,也有过“弯道超车”;有过自己不要脸的阶段,也有指责别人不要脸的时刻。所以面对下一个战略挑战者,美国对工具箱里的武器实在是太熟悉了:要么是它亲自用过的,要么是它曾经对抗过的。

似乎在每一次面对战略对手的关键时刻,技术革命总能给美国送来“助攻”——当美国费力追赶英国时,内燃机和电力出现了;当德国和日本组成轴心时,美国恰好构筑完第二次工业革命里最庞大的产能;当苏联成为最强对手时,建立在硅基材料上的信息革命又几乎跟冷战同时拉开帷幕。

在AGI似乎要开启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我们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

首先,市场经济和商业公司,是制胜的关键

在每一轮技术浪潮的国家对决里,主力军团一直都是商业公司,而美国是最擅长培商业巨子的国家,它不仅做的比苏联好,还比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好。因此作为追赶者,坚持市场经济是必选项,是所有“0”前面的那个“1”,鼓励技术创富,让每一个靠创新成为亿万富翁的人成为大众偶像,消除对一切破坏这种环境的因素,是唯一正确的路。

其次,政府要坚决投资科技,切勿有“内疚感”

从历史上看,美国无论是扮演“追赶者”、还是“并进者”还是“领先者”,美国政府都在坚决地、果断地、毫不犹豫地参与到对科技的扶持中去,区别只在于程度深浅而已。但美国在苏联倒台之后,某种程度上重塑了叙事,动辄就把外国政府补贴研发列为制裁事项。作为追赶者,要从历史的轮廓中看清楚这里面的算计,切勿陷入虚假叙事的窠臼。

第三,对潜在的技术革命,不能抱“侥幸心理”

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被美国超越,除了国家本身天花板较小的原因外,对新技术的重视程度不够、不敢对存量资产开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现在AGI的突破尚未能得到完全的验证(业界预计2025年到2027年),但切勿抱侥幸心理。对这种影响国运的大趋势,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最后,无论外部环境如何,都要坚持开放和学习

美国在追赶英国时,积极引进来自英国的先进技术和人才;美国在超越欧洲时,把大西洋对岸所有的技术都拿来消化吸收;美国在打压苏联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借鉴了苏联的“举国机制”。因此,中国要坚持向西方学习,越不让学越得学,正如任正非说的:“我们不能因美国打压我们,就不认为它不是老师,不向美国学习,这样会走向自闭。”

当然,上述经验能起作用的一个前提是:作为美国的战略对手,本身需要具备战略实力。

中国的确错过了信息革命的前半场,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缩短差距,90年代初华为等一批公司从通信领域开始紧跟,2000年前后一批互联网公司崛起,之后历经二十多年的软硬件热潮,国内科技公司阵营不断壮大,虽然不敢说能与美国比肩,但至少也做到了没有掉队。

由于AGI浪潮本身就是信息革命第九次产业创新的延续和放大,国内科技产业在信息革命中的紧跟死咬,让中国攒下了全球仅次于美国的计算机技术、人才和商业资产——当美国人率先发现并驶向“新大陆”时,中国几乎是全球唯一能够迅速组建船队、紧随其后的国家。

而当OpenAI启动新一轮科技革命时(防杠:目前的确尚未100%确定),中国的任务和目标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中国需要在AGI技术领域再一次做到“紧跟死咬”,并避免在“换挡”的关键时刻让对手对自己产生“技术代差”。而毫无疑问,美国也会充分利用AGI这一技术武器,这一点,从国会议员们对Sam Altman满脸宠溺的表情中,就可见一斑。

在了解美国会如何行动,以及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两个国家在科技领域的“纸面实力”究竟如何——这是下一篇文章需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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