渥太华微生活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他的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动荡不安的短短六年多时间里，他掀开了铁幕，改变了欧洲的版图和世界的政治气候。 FRED R. CONRAD/THE NEW YORK TIMES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去世，享年91岁，他在苏联的掌权引发了一系列革命性变革，改变了欧洲版图，结束了令世界面临核毁灭威胁的冷战。

俄罗斯国家新闻机构周二援引该市中央临床医院的消息宣布了他的死讯。报道称，他死于未指明的“长期严重疾病”。

在20世纪，事实上，在任何一个世纪，很少有哪位领导人能对时代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在短短六年多动荡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掀开了“铁幕”，决定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气候。

在国内，他承诺并实现了更大的开放，着手重组该国社会和摇摇欲坠的经济。他并不想消灭苏联帝国，但是在他上台后的五年内，他主持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他结束了苏联在阿富汗的溃败；而在1989年非同寻常的五个月里，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地区，在那些已被广泛腐败和停滞经济削弱的国家里，共产主义制度陆续崩溃，他也只是袖手旁观。

因此，他被强硬的共产主义密谋者和失望的自由主义者赶下了台，前者担心他会摧毁旧体制，后者则担心他不会。

上台时，戈尔巴乔夫是共产党忠诚的儿子，但他对事物有了新的看法。“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他曾经说。 REX FEATURES, VIA ASSOCIATED PRESS

在国外，他被誉为英雄。对于著名的美国外交官和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来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奇迹”，他不受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看到了世界的本来面貌。

但对俄罗斯内部的许多人来说，戈尔巴乔夫造成的剧变是一场灾难。俄罗斯总统普京称苏联的解体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对普京以及他那些现在构成俄罗斯权力核心圈的克格勃老战友们来说，苏联的终结是一个耻辱和失败的时刻，而今年入侵乌克兰的行动正是为了消除那种耻辱和挫败感。

“权力和意志的瘫痪是走向彻底堕落和遗忘的第一步，”普京在2月24日宣布开始入侵时说，他指的是苏联的解体。

戈尔巴乔夫本人没有就乌克兰战争发表公开声明，不过他的基金会在2月26日呼吁“迅速停止敌对行动”。他的朋友、电台记者阿列克谢·维涅季克托夫在7月的一次采访中说，戈尔巴乔夫对这场战争感到“不安”，认为它破坏了“他毕生的工作”。

上台时，戈尔巴乔夫是共产党忠诚的儿子，但他对事物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1984年，他对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说，后者后来成为了他信任的外交部长。在五年内，他推翻了许多共产党认为不可侵犯的东西。

作为一个开放、有远见、充满活力的人，他审视了共产党70年统治的遗产，看到了官员的腐败、劳动力缺乏动力和纪律、工厂生产劣质商品，消费合作社体系令消费者只能面对空荡荡的货架——除了伏特加，几乎什么都没有。

当时的苏联已经成为一个被疲软的经济拖累的世界大国。随着东西方关系缓和，光线照进封闭的社会，越来越多的科技、科学和文化精英阶层不得不开始以西方来衡量自己的国家，并且发现它的不足。

问题很明显，但解决方案就没那么简单了。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摸索着进行他所承诺的苏联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重组。他被夹在巨大的对立力量之间：一方面，70年来从生到死都生活在共产主义统治下所造成的习惯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改变旧的方式，并要证明无论造成什么样的混乱都是暂时的，而是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的。

当他被赶下台时，这项任务被迫移交给了其他人，他的下台是他自己的矛盾心理，以及由他本人提拔到核心圈子的强硬派对他发动一场失败政变所造成的结果。

戈尔巴乔夫所追求的开放——后来被称为“glasnost”——和他旨在重建社会基础的改革政策成了一把双刃剑。用他自己的话说，在着手填补苏联历史上的“空白”时，他坦率地讨论了这个国家的错误，让不耐烦的盟友得以批评他，受到威胁的共产党官僚机构攻击他。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于1931年3月2日出生。图为三岁时的他与祖父母的合影。 ASSOCIATED PRESS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前五年还是取得了重大甚至是非凡的成就：

--- 在他的主持下，美苏达成了一项武器协议，首次消除了一整类核武器，并开始从东欧撤出苏联的大部分战术核武器。

--- 从阿富汗撤军，默认1979年的入侵和九年的占领是一场失败。

为了开始遏制军费，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在阿富汗的军事干预行动。 VITALY ZAPOROZHCHENKO/ASSOCIATED PRESS

--- 虽然一开始含糊其辞，但他最终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暴露在公众面前，这种坦率的表现在苏联前所未见。

--- 他批准在苏联城市进行多党选举，在许多地方，这种民主改革把目瞪口呆的共产党领导人赶下台。

--- 在他的领导下，苏共对高层腐败进行了打击，数百名官员被免职。

--- 他释放了异见人士安德烈·萨哈罗夫，这位物理学家曾在苏联氢弹的开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他取消了对媒体的限制，允许出版之前遭到审查的书籍，允许放映之前被禁的电影。

--- 他背离苏联官方无神论的历史，与梵蒂冈建立了正式的外交联系，并帮助颁布了一部良心自由法，保障人民“满足其精神需求”的权利。

1990年，戈尔巴乔夫与若望保禄二世教宗。 LUCIANO MELLACE/REUTERS

但是，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在国外被誉为改变世界的功勋人物——他在1990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那么在国内，他则被指责未能兑现经济变革的承诺。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自由投票，戈尔巴乔夫可以在苏联以外的任何地方当选总统。

与许多党员干部不同，戈尔巴乔夫经常与工人在一起。1986年，他与古比雪夫一家工厂的工人会面。 KEYSTONE-FRANCE/GAMMA-KEYSTONE, VIA GETTY IMAGES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五年之后，苏联却解体了，而商店的货架依然空空荡荡。1990年底，他的得力助手、帮助他和平结束苏联对东欧控制的谢瓦尔德纳泽辞职时发出警告，独裁统治即将到来，共产党中的反动派将会破坏改革。

作家、俄罗斯历史学者彼得·雷德韦在当时说：“我们看到了戈尔巴乔夫最好的一面。苏联人看到的是另一面，并且指责他有错。”

英国人极为喜爱戈尔巴乔夫与其颇为时髦的妻子。 KEYSTONE/GETTY IMAGES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于1931年3月2日出生在高加索斯塔夫罗波尔地区一座名叫普里沃尔诺耶的村庄。他的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靠辛勤劳作谋生。流亡作家和生物学家佐雷斯·A·梅德韦杰夫在戈尔巴乔夫的传记中写道，在他的幼年时期，这个曾经肥沃的地区经过土地强制集体化变成了“饥荒灾区”。

“饿死的人非常多，”他补充说。“在一些村庄，所有一到两岁的儿童都死了。”

在早期的照片中，被唤作米沙的米哈伊尔戴着哥萨克的皮帽，是一个精神饱满的年轻人。他儿时的房子是用稻草搭建的，用泥土和牛粪加固，没有室内的管道设施。但他的家人在共产党信徒中很受尊敬。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一书中写道，他的两个祖父都因反沙皇罪行被捕。尽管如此，这个家庭对苏联意识形态并非全方位地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母亲和祖母让他受洗了。

从乡村小学毕业后，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格瓦尔代斯克上中学，并加入了共产党青年组织共青团。当他的父亲在“二战”期间上前线时，年轻的戈尔巴乔夫担任联合收割机操作员的助手。战后他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

1950年，19岁的他离家前往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这段2000多公里的旅程带他穿过了贫穷的乡村，它们先是被集体化所摧毁，然后在“二战”中遭到德国入侵。旅行的终点是斯特罗明卡，这里有一个宽大、简陋而又拥挤的宿舍——一个房间可以容纳八到15名学生——在彼得大帝时代，这里曾是军营。

成为法律系学生后，戈尔巴乔夫可以读到其他学生被禁止阅读的有关政治思想史的书籍。他熟读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黑格尔和卢梭。（多年后，在将他任命为美国式总统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人看到代表们随身携带美国宪法副本，并向美国观察员询问“制衡”问题。）

戈尔巴乔夫是自列宁以来第一位学法律的苏联领导人，受过如何进行法庭辩论的教育使他成为一位高效的公众演说家。据同学们回忆，他自信、豪爽、豁达，但也能不择手段地算计。据《时代》杂志报道，有一次，他把班上的共青团干部灌醉，然后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谴责他，从而让自己接任。

在担任总书记的七个月内，戈尔巴乔夫换掉了政治局大多数的警卫。 DOMINIQUE FAGET/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大多数报道说，戈尔巴乔夫加入共产党后是一名忠诚的公务员，尽管他在《我的祖国和世界》（On My Country and the World)一书中写道，他曾对斯大林持保留态度，他仅在私下表达了这一点。

一天晚上，正在读书的他被朋友们拉到一个交际舞课上，他在那里遇到一位活泼迷人的哲学系学生赖莎·马克西莫芙娜·季塔连科，并与她一起跳华尔兹。他们开始约会。赖莎比他更见过世面，带着真诚却仍有些乡土气的戈尔巴乔夫参加音乐会和博物馆，填补了他文化教育的空白。他们于1953年结婚。

戈尔巴乔夫进入政治局的速度比斯大林以来的任何人都快。他在50岁生日之前已经成为中央委员会书记，这个职位使他处于权力的核心。他健康强壮，在老年统治者中脱颖而出，比排在他前面的20个人年轻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他在1980年成为政治局委员。

当苏联最高领导人列昂尼德·I·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10日去世时，他的继任者尤里·V·安德罗波夫开始进行为期一年的反腐败运动，迫使那些无故缺勤的工人重返工作岗位，对腐朽的官僚机构进行清洗，任命年轻人担任高层职务。他赋予戈尔巴乔夫更大的经济责任，并任命他为政治局成员和负责意识形态的委员会书记，被认为是党内乃至国家的第二号人物。

1983年，尤里·V·安德罗波夫与戈尔巴乔夫。 SOVFOTO/UIG, VIA GETTY IMAGES

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赢得苏联人民代表大会59%的选票，成为苏联首位总统。 V. ARMAND/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安德罗波夫的身体因病虚弱，一年后于1984年2月9日去世，享年69岁，此时政治局任命的总书记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72岁的康斯坦丁·U·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被指定在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面前发表提名演说，这一角色使他等同于王储。老一代将可以优雅地退出。

事实证明，他们很快就退出了。患有肺气肿的契尔年科身体极为虚弱，以至于无法抬起双臂将前任的棺材抬进红场。一年多后，他自己的遗体也被送进那个地方。

戈尔巴乔夫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体验了国家经济停滞和腐败，但直到他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领导下担任重要职位时，他才看到问题是多么严重。作为中央书记，他安排了一场关于经济危机的速成班，并专门组织了关于拯救农业部门的研讨会。

他已经展示出苏联领导人罕见的灵活性。他在讲话中引用列宁的话说，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调动最大的主动性，展现最大的独立性”。重建(perestroika)这个词正在他的脑海中形成。

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派遣部队进入阿塞拜疆首都巴库。超过140人在此后的战斗中丧生。 ASSOCIATED PRESS

随着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的去世，一直替代他任职的戈尔巴乔夫采取行动解除反对派武装并掌权。在匆忙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长期担任外交部长的安德烈·A·格罗米科支持戈尔巴乔夫。“同志们，”他在发言中说，“这个人笑起来挺甜，但他有一口钢牙。”

1985年3月10日，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提名。据说，一位感到如释重负的委员说：“一个是半死不活，一个是奄奄一息，还有一个几乎不会说话，经历了这样的领导人后，年轻、精力充沛的戈尔巴乔夫非常受欢迎。”

在塔斯社宣布戈尔巴乔夫被赶下台后，成群的人们爬上了红场的坦克。 BORIS YURCHENKO/ASSOCIATED PRESS

1991年12月26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一职时，也正式标志着了苏联帝国的终结。 VITALY ARMAND/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苏联领导人一向通过个人崇拜来掌权，使用宣传和政府掌管的媒体提升自己的形象。戈尔巴乔夫停止了这一切。大马路边没有他的巨幅肖像。他敦促报纸不要在每一篇文章里引用党领导人的发言；有列宁就够了。他挫败了党内的对手，包括促成列宁格勒的党领导人的辞职，此人的奢侈嗜好和滥权和他醉醺醺的仪表一样出名。

“重建”和开放(glasnost)成为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口号。他会去医院、工厂和学校，让人们见到他本人，他会询问人们认为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要开展改革，扭转国家经济颓势，戈尔巴乔夫需要一个和平的世界。与美国的军控协议让他可以削减军费预算，省出钱来用于本国项目。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开始与罗纳德·里根总统会面——第一次是在1985年的日内瓦，而后是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再然后是1987年的华盛顿，意在签订一份划时代的协议，有史以来首次消除整整一个类别的武器——欧洲的中短程导弹——同时呼吁进行现场检查以核验削减工作的实效。

1988年5月，里根成为14年来首位访问莫斯科的美国总统。他在之后宣布：“我们很可能将开始拆除战后的壁垒。我们很可能将进入历史的一个新时期——一个给苏联带来长久改变的时期。”

1987年曾提议戈尔巴乔夫“拆除”柏林墙的里根，实际上就是在宣布冷战的结束。

里根的继任者乔治·布什在1989年12月与戈尔巴乔夫会面，那场会议是在马耳他附近的苏联和美国海军舰艇上顶着大风进行的。会面的目的是彻底将冷战抛诸脑后，巩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新关系。

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12月失去了权力，他近年也会对时事发表评论，但是他的声音已经失去了共鸣。他警告欧盟不应东扩，公开表示担心可能爆发一场新冷战，并赞同俄罗斯议会就吞并克里米亚做出的表决。

对于普京这个几乎与他在一切愿景上背道而驰的对立面，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有好有坏。他起初赞扬普京恢复了稳定，尽管代价是建立了威权统治，但是后来他开始反对普京对新闻媒体自由的镇压，还有他对俄罗斯各地区的选举法律的改变。

他说，普京自视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物”，从来不征求他的意见。

本文暂时无法获得有关戈尔巴乔夫身后人的信息。俄罗斯国有媒体说他将葬在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与他的妻子葬在一起，后者于1999年去世，享年67岁。报道没有提及具体时间。

尽管面临种种困难，戈尔巴乔夫还是永远颠覆了曾经定义苏联的那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特征，也彻底改变了东欧的格局。但是他比谁都更清楚，这离实现他的目标有多远。

在执政生涯末期接受时报的采访时，他说，“尽管有许多错误、误判——或者反过来说，有如此多的飞跃——我们还是完成了主要的社会和人力准备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接着说，“社会再也不可能回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