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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3日上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袁仁国受贿案，对被告人袁仁国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袁仁国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8年，被告人袁仁国先后利用担任贵州省茅台酒厂副厂长、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长、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获得茅台酒经销权、分户经销、增加茅台酒供应量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29亿余元。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袁仁国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袁仁国受贿2050万元系未遂；其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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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袁仁国，万亿茅台帝国的缔造者！

2018年5月，一场临时的深夜会议宣布茅台换帅，“袁仁国时代”结束了，坊间猜测诸多；一年后，靴子落地，袁仁国被双开。

茅台厂里酿酒的工人成千上万，自1951年建厂以来，能从一线制酒工人走到董事长职位的只有袁仁国一个。

5月22日，这位“传奇”厂长因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一年前他从茅台集团董事长的位置，突然调任贵州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时，“出事”的消息就满天飞，如今靴子落地。

根据贵州省纪委监委的调查，袁仁国任茅台董事长期间，利用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拉拢关系、利益交换的工具，进行政治攀附，捞取政治资本；大搞权权、权钱交易，大肆为不法经销商违规从事茅台酒经营提供便利；大搞“家族式腐败”；违规从事营利活动，非法获取巨额利益；大搞权色、钱色交易。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涉嫌受贿犯罪。

一代“传奇”厂长最终被“双开”，亦是茅台首位未能“善终”的董事长。

■ 榜样已成“禁忌”

袁仁国名字在茅台镇无人不知，但现在这三个字，似乎正变成一个不可言说的“禁忌”。

2018年12月12日，记者 在茅台镇1915广场上跟几个已经退休的茅台员工聊天，当提起“袁仁国”的那一霎，李饶的脸色瞬间严肃起来。

袁仁国从茅台集团董事长一职离开后有多种说法，但茅台官方并没有明确的信息，这让一些人猜测，他可能出事了。

茅台员工顾顺直言：“老袁是个厉害的人。”

对于很多茅台厂的工人来说，茅台这些年效益好，工人福利好，全靠他。只要能改善大家的待遇，工人似乎对领导犯错有更高的包容度，末了，顾顺感慨：“新时代了，功不能抵过”。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中国，又逢山西朔州毒酒案，整个白酒行业岌岌可危，袁仁国临危受命，担任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贵州茅台”）总经理，带领茅台扛过金融危机，并顺利上市。

上市后，茅台营业额节节攀升，利润猛增，股价亦从发行价的31.39元涨到最高时的792.25元，成长为A股独领风骚的“股王”。

2013年，即袁仁国全面接管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茅台集团”）后的两年，茅台一举超过霸占白酒龙头20多年的五粮液，成为行业的新霸主。

▲茅台集团包装大楼

在顾顺眼里，茅台之所以成为今日的“明星”茅台，老袁要领“头等功”，而这亦是记者从茅台酒厂员工口中得到最多的答案。

袁仁国在员工口中从“榜样”变成“禁忌”，2018年5月3日是一条分界线，那天晚上茅台集团干部大会突然召开，袁仁国也参加了这次临时会议，原本，他已经订好了去澳大利亚考察的机票，会一直开到23点多才结束，之后李保芳接替袁仁国，任茅台集团董事长。

李保芳身兼五职，担任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贵州茅台董事长、总经理（代行），茅台的“袁仁国时代”戛然而止。

在袁仁国离任的半年时间里，茅台酒厂正逐步去除他留下的痕迹。多名茅台员工向市界证实，以前酒厂正门到厂区道路两旁的酒文化墙上，有两本巨大的书本雕塑，一本是袁仁国写的《醉美茅台》，另一本是袁仁国、钱文忠等合编的《红色茅台》。

记者探访时发现，上述书本雕塑已经不复存在。文化墙上的书本雕塑有《茅台颂》《漫步国酒文化》《走近国酒茅台》《国酒茅台史画》《金奖之旅》，没有一本是袁仁国所著。

那个茅台镇上无人不知的袁仁国，正归于沉寂，他曾服务43年的茅台酒厂亦在匆忙扫除他的痕迹。

▲ 茅台酒厂外的酒文化雕塑

■ 从普通工人起步

时光倒回43年，袁仁国远不会想到有一天会他成为茅台的当家人。

那时，年轻的袁仁国还是仁怀县（市）中枢镇的一名知青，只有19岁。1956年，袁仁国出生在距茅台镇25公里外的茅坝镇。镇上的赵先生回忆，“他们家条件不错，有6个小孩，袁仁国排行老二”。

记者从多名熟悉袁家的人处得知，袁仁国的父亲曾在仁怀县（市）政府任职，一家人很早就搬去了仁怀，由于当时年代特殊，袁仁国在父亲的庇护下得以接受教育，并在1973年完成了高中学业。

毕业后，袁仁国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到紧挨仁怀市区的中枢镇当知青。多年后，袁仁国对那段记忆依旧印象深刻，“我们从中枢镇城里挑粪到生产队，八九里崎岖山路，担子压得两个肩膀都红肿不堪，脱了好几层皮。”

父亲看不了袁仁国受罪，于是托当时在茅台酒厂做副厂长的旧识邹开良，将儿子介绍到茅台酒厂工作。彼时，茅台酒厂是国营企业，福利待遇较好，工人大多是茅台镇本地人，袁仁国一个外地人能进入茅台酒厂实属不易。

▲酒厂车间

刚进酒厂，袁仁国从最基础的制酒做起。跟袁仁国同时期进厂的王先告诉记者，因为茅台酒特殊的酿造工艺，制酒非常辛苦，从下沙开始，润粮、蒸粮、摊晾、入窖，要反复经历9次，工人每天人均要搬运近5000公斤的东西。尤其是摊晾环节，工人们要用铁锹把滚烫的高粱迅速摊开，脚经常被烫得通红。

王先回忆，袁仁国跟其他老老实实干活的工人不一样，他非常“聪明”，跟在老师傅后面问东问西，跟他们打成一片。时任茅台酒厂厂长季克良有时下厂房，袁仁国同样抓住机会请教，“很会表现自己。”

勤学好问的袁仁国很快引起厂长季克良的注意，并得到“聪明，文字功底也不错”的评价。1978年恢复高考，袁仁国报考贵州工学院（现贵州大学）没过分数线，只能留在酒厂工作。

因为季克良的赏识，1983年，袁仁国还是如愿去贵州工学院进修，当时茅台为了培养人才，选拔了一批员工去贵州工学院脱产学习，袁仁国名列其中。根据茅台集团官方记录，每个学生每年的培训费用是8千元至2万元，而当时人们工资普遍不足百元。

在季克良的安排下，袁仁国历经制酒、制曲车间工人，供销科科员，办公室秘书、办公室副主任、三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厂长助理等岗位。季克良评价袁仁国有干劲、有闯劲，在多个岗位的轮换中得到锻炼，能力迅速增长。

一个茅台酒厂人尽皆知的例子是，1989年，茅台顶着“国酒”的光环参与国家一级企业评选时却意外落选。袁仁国得知这个消息后毛遂自荐：“我就不信，就这么让人打发了！让我去趟北京，我要试试。”

得到批准后，袁仁国直奔北京，向评委讲述了三个多小时。最终他以“日本、欧洲技术多先进，茅台却谁也模仿不了。这说明，茅台的标准比国际标准更高，世界上只有一家茅台”为理由，为茅台赢得了参评国家一级企业的资格。回厂后，袁仁国担任“上等级办公室”主任，为即将到来的评选工作全力准备。

1991年，国家一级企业的牌子如愿挂在了茅台酒厂的大门上。同年，袁仁国升任茅台酒厂副厂长、党委委员，踏入茅台管理层行列。

▲贵州茅台酒厂，传统工艺酿造的国酒

■ 营销“敢死队”

步入管理层后，袁仁国“好学”的一面隐去，“狠”的一面显露出来。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余威犹在，一向不愁卖的茅台，陷入“滞销”危机。当年前两个季度的销售量加起来不足700吨，只达到了全年销售计划的30%。

已在茅台集团副总经理的职位上安稳度日的袁仁国，再次跳出来担纲茅台酒的销售大任，出任贵州茅台总经理。

上任后，袁仁国立即在酒厂广发“英雄帖”，组建一支包括他在内的18人营销“敢死队”，去完成剩下70%的销售任务。袁仁国下死命令“我不问过程，要的只是结果。我给你们的时间是两个月。记住，只有两个月。”

一名熟悉“敢死队”的退休员工告诉记者，非常时期，袁仁国要求“敢死队”采取非常手段。“敢死队”在各地举办白酒研讨会、订货会和名家诗会，席间袁仁国豪爽地把30年、50年、80年的陈酿茅台拿出来敬经销商。

价格不菲且难以买到的陈酿茅台征服了经销商的味蕾，为茅台打开销路打下基础，袁仁国也借此跟经销商搞好关系。

袁仁国曾回忆，那时他把各地糖酒公司的负责人请到了自己家里，又亲自下厨张罗了一桌丰盛菜肴。饭桌上，他举起酒杯：“今天我请大家喝的是杯患难酒，希望各位能帮助茅台酒渡过这个难关，够朋友的干了这杯。”

强力的非常手段，效果明显，1998年年底，茅台如期完成2000吨的销售任务，全年销售比上年增长13%，创下当时茅台历史最好的销售业绩。

重庆一位经销商告诉记者，“袁仁国对经销商很热情，就算当上厂长，我们去茅台镇基本都可以见到他，他招待我们喝酒吃饭，不会甩牌子（摆架子），为人不错”。

▲ 茅台镇上的彩虹桥

袁仁国确实经常流连在各种饭局，他曾经的一位邻居告诉记者，“袁仁国很少在家，就算到家也是很晚，有时碰到会闻到他身上的酒气。”袁仁国自称：“从1978年开始，每顿饭都喝上三两茅台，天天如此，喝过的茅台酒恐怕也有两吨了”。

在袁仁国的觥筹交错中，经销商逐渐成为茅台的编外生力军，助推茅台酒销售一路走高。2011年底，一瓶飞天（五星）茅台的零售价一度突破2000元，还经常出现有价无货的状况。

据一位有十多年炒茅台酒经验的当地人透露，茅台涨价最疯狂的时候，茅台一瓶难求，需要打通茅台高层的关系，才能拿到买茅台的批条，“拿到批条，到厂里提货，一转手就是翻倍的价格，拿到批条就等于拿到钱”。

记者从当地的经销商获悉，李保芳上任后，“袁仁国时代”的茅台批条全部作废，任何人无法直接从厂里提货，就连茅台酒厂的员工也不例外。

2012年，茅台酒几乎炒到历史最高峰，然而随着八项规定的出台，依靠公务消费的茅台遭受重创，经销商纷纷抛售茅台酒，飞天茅台的价格一路狂跌至800元一瓶。

年底的茅台经销商大会上，袁仁国再次出狠招，他要求经销商“53度飞天茅台的零售价不能低于1519元/瓶，谁低价卖酒取缔谁，毫不含糊。”

袁仁国还要求经销商回去必须要开微博，每天必须要在微博上宣传茅台，对于在网络上攻击茅台的声音要反击，并将其作为重要的考核依据。

茅台酒得以稳住价格。

▲ 国酒文化城内有关袁仁国的展牌

■ 传奇帝国建立

因为白酒行业特点，经销商至关重要。

自袁仁国时代开始，一直到新任董事长李保芳上任，茅台掌门人最重要一件事，就是梳理经销商的名单。

▲ 李保芳

这需要高超技巧。一方面要为经销商留足利润空间，让马儿奔跑，一方面要进行严格管理，避免经销商拥兵自重，携渠道以令酒厂。

在茅台发展最快的2001年-2017年间，袁仁国在全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经销网。恰到好处的恩威并施，不仅让经销商大军与茅台利益紧紧捆绑，与此同时，经销商大军也如同遍布全国的管道，将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茅台小镇。

事实证明，经销商也是此后茅台问题高发区。

深谙营销之道的袁仁国，会讲故事，也懂理论。他摈弃了前任董事长季国良的思路，将茅台引向了“奢侈品”路线，这种理念的转变，成功让酒桌一箱箱茅台，变成了巴黎LV店里的一款款包包。

袁仁国曾总结出工程营销、文化营销等“九个营销”的理论，“坚持九个营销”的横幅至今被挂在茅台酒厂包装车间的门口。

“文笔不错”的袁仁国，还写下多部著作，包括《最美茅台》《茅台地理说》《茅台论道》等，为茅台卖力宣传，中国知网还收录了他关于茅台的120篇学术论文。

不过，九个营销理论变成茅台庞大的经销网，这是乔洪的功劳。2000年，乔洪从贵州省轻工业厅副厅长的位置“空降”到贵州茅台，担任总经理，主抓销售工作。

“空降”的乔洪起初并不受待见，袁仁国依旧被认为是茅台集团董事长的“接班人”。 然而，在省轻工业主管酒水行业的乔洪显然更懂市场策略，他到任后，继续开拓市场，在在全国大规模铺设专卖店，并主张开发不同层次的系列酒。

军人出身的乔洪，还带领茅台为机关、团体和知名人士定制专用产品，为党政军部门和大企业封坛窖藏茅台酒。

▲ 茅台酒窖藏库

茅台很快从“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2006年茅台的销售额达到62亿元，是乔洪到任时销售额9.8亿元的7倍有余。乔洪带来的业绩改善，逐渐赢得集团上下的认可，成为袁仁国争夺茅台集团董事长的“头号”竞争对手。

袁乔二人关系不睦成为亦公开的“秘密”，曾有经销商表示，“在中国只要是做酒的，没人不知道（他们）有矛盾。”

2007年，茅台集团时任董事长季克良已经67岁，早过了退休的年龄，茅台集团屡屡传出换帅的传言，袁乔二人暗中较劲达到顶峰。

这一年4月，乔洪遭人举报，被贵州省纪委的人员带走，随后被“双规”。11月前后乔洪因涉嫌受贿而被捕，具体是指他在2002年茅台奖励经销商赴韩国看世界杯的活动中受贿300万元。

2010年，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乔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年后，季克良退位，袁仁国顺利坐上茅台集团董事长

▲ 茅台集团正门

■ 财富背后的高危群体

茅台的成长故事，爱马仕、LV们都不敢想。

2001年，贵州茅台在A股上市时，营收、净利还不及五粮液的1/3。但是，仅仅4年之后，茅台就将五粮液甩在身后。

到2017年，贵州茅台实现了582亿元的营收，较2001年增长了35倍，净利润290亿元，较2001年增长了84倍。

现在，茅台几乎每天都可以实现王健林眼中的一个“小目标”。

袁仁国掌舵的茅台集团，保持高速发展，股价一路飙升，市值超过帝亚吉欧，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酒厂。茅台集团2018年前第三季度营业收入达到522.42亿元，同比增长23.07%，日益接近千亿营收的目标。

提出千亿营收目标的袁仁国，无缘亲自带领茅台实现。

12月10日，《财经》援引贵州当地人士称，“袁仁国目前还没有被采取强制措施，对其涉及的问题仍在查，他的“问题多了去了”。袁仁国卸任后，茅台高层大换血，他的多位“身边人”落”。

日进亿金的茅台面对汹涌的财富洪流，出问题似乎是不可以避免。在中国，也没有哪一种商品能像茅台这样，和一个企业家、一名官员的职业生涯如此紧密。

在2012之前，占据政府采购高达30%销量的茅台，曾“醉”倒了众多官员。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河南2018年查出的一名副厅级干部李新中，认定的578万元受贿金额中，有236万元是茅台酒，重量近1吨。

贵州茅台近年多位高管落马，案情也多与经销商问题相关。

记者了解到，就在袁仁国离任的一个多月后，2018年6月24日，贵州省纪委披露了茅台集团原党委委员、贵州茅台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谭定华涉嫌严重违纪的消息。

▲ 茅台酒厂的历届领导

对比年薪不到80万元的袁仁国，谭定华收受的财务金额高达3460万元，另有200克金条一根。谭定华的生财之路非常简单，跟茅台酒相关的酒瓶、高粱，随便哪一项，都可以让自己顺利超过80万年薪。

茅台的造富传奇让不少官员也铤而走险。

据公开信息，六盘水曾查处专门利用茅台谋利的两名官员。一位是公安交通管理局原政委赵福军，另一位是钟山原常委兼副局长郭锐，市场上一瓶难求的茅台，成为灰色利益渠道，前者收受茅台酒后直接转卖，后者是转卖茅台酒批条。

▲贵州贵阳，酒博会上的茅台酒厂参展区排队购买茅台酒

另外一起案件更具典型性。2018年12月20日，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受贿、贪污、内幕交易案一审开庭，检方指控其受贿4870多万元，内幕交易累计成交金额4.9亿元。王晓光2006年在遵义任职，一直到2017年。茅台镇正是在遵义辖区。

《廉政瞭望》杂志披露，王晓光爱喝酒，且只喝年份茅台，每当有酒局，王晓光都会吩咐下属，多给他备一箱酒带走。日积月累，好酒堆积如山，于是王晓光在贵阳开了四家名酒专卖店，交给家人打理，他则负责货源。落马前的半年内，王晓光夫人将上百瓶名酒倒入下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