渥太华微生活

Sunnybrook医院说，他们已经让第一个被诊断出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出院。

医院表示，经过一周的治疗，这名50多岁的男子病情不断好转，现在已经不需要住院治疗。

第二名确诊患者是第一例患者的妻子，她病例确诊以来一直在家中进行自我隔离。

Sunnybrook医院在一份声明中补充说，多伦多公共卫生部门将继续监测病人。

安大略省卫生官员昨日在一份最新报告中表示，他们目前正在对27名疑似者进行病毒检测，之前已有38人通过检测排除了染上病毒的可能。

卫生部门的首席医疗官David Williams医生说，他相信他们目前建立的系统是有效的。

他解释说:“那些受到关注的人已经自我报告了……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突然出现已经病得很厉害的人。

据今早安省公众健康部门的最新通告，监控调查人数降至17名，确诊人数仍为2名。↓↓↓

提防针对华裔的歧视

回顾SARS期间华人遭受的惨痛经历

2003年，SARS的爆发几乎摧毁了加拿大的华人社区。

Frank Ye对此有切身感受。叶现在23岁，是多伦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非典爆发时，他只有8岁左右，但他已经开始在学校遭遇种族歧视。

叶在推特上写道:“我记得当时操场上的另一个孩子叫我走开，因为‘所有中国人都得非典’。”↓↓↓

叶告诉媒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时候，我不明白什么是种族主义。但现在回想起来，当孩子们告诉我要远离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时，那就是种族主义。”

当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第一次开始传播时，像叶这样的亚裔加拿大人觉得他们不仅要应对一种新的神秘病毒的爆发，还要应对种族主义的猛烈攻击。

2003年，SARS对多伦多的打击尤其严重。总共有44人死亡，全部在市内或周边地区。据CBC新闻2003年报道，随着死亡人数的上升，人们开始远离中餐馆和杂货店。多伦多唐人街的商家报告称，当时他们的顾客减少了70%至90%。

除了经济上的打击，加拿大的亚裔社区还面临着个人层面的种族歧视。安省政府的后非典委员会发现，中国工人被解雇，中国租客被房东非法赶出。殡仪馆如果听说尸体来自一家处理SARS的医院，就会取消了葬礼。

叶担心，随着这种新病毒的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年幼的孩子们将不得不经历和他一样的歧视。

更糟糕的是，叶已经在同龄人中看到了公然的种族歧视。在他所在的一个大学Facebook群里，有人贴出了一张假照片，暗示中国武汉的人们试图撕下医护人员的口罩。

“我认为这一次，社交媒体让情况变得更糟了。在社交媒体上，任何人都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管是发布谣言，试图利用它来获取流量，还是像传播种族主义信息。”

约克大学社会学教授哈里斯·阿里(Harris Ali)曾写过大量关于SARS在多伦多爆发对社会影响的文章。

阿里说，SARS爆发时，手机和短信还处于初级阶段。但现在，社交媒体赋予了人们“虚拟收集”的能力，这有助于放大现有的偏见。

在安大略省，约克地区的数千名家长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学校董事会不要让那些来自中国的学生进入学校。学校的校长回信给家长，让他们知道这个要求有“展示偏见和种族主义”的风险。

他说:“这种反应在2003年的疫情爆发中没有出现。当时种族主义更多的是针对个人的，比如在大街上躲避你，或是在电话答录机上发仇恨信息，在加拿大华人社区中心辱骂等。”

阿里说，网络的匿名性意味着这些回应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它有持久的心理影响。”

阿里说，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技术上有了进步——加拿大甚至在病毒来到这里之前就做好了应对的准备，技术更加先进，卫生官员能够更快地动员起来。

“没有改善的地方是疾病的社会影响——种族主义、污名化——这些都没有得到解决。”

2003年，围绕非典的妄想症达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时任首相的让•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为了减轻人们的恐惧，到唐人街的一家餐馆当众喝汤。

“这是团结的好姿态，是反对种族主义推定的好姿态，”加拿大华人全国委员会(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执行主任Justin Kong说。“不管怎样，人们不应该仅仅因为你去了中国餐馆或中国商场，就认为你会受到感染。”

Kong说，当这种新型病毒袭击加拿大的消息传出时，加拿大华人社区已经有了一种迫在眉睫的恐惧感，担心他们会经历与SARS一样的经历。

没过多久，他的担心就得到了证实。比如，Kong看到了CTV记者 Peter Akman发的一条推文，显示他在戴着口罩的理发师旁边摆姿势。Akman在照片下写道:“希望我今天只是剪了个头发。”

他后来为这条推文道歉。但Kong表示，损害已经造成。

“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把这个问题种族化，因为虽然这种病毒确实起源于中国，但任何人都容易感染这种病毒。”

在经历了2003年非典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冲击后，加拿大华人只能靠自己重建生活。亚洲加拿大劳工联盟在其SARS后的报告中指出，虽然加拿大商会拨出1.5亿元帮助安省从SARS中恢复，但华埠的企业和工人却没有得到一分钱。

Kong认为，未来的重点是平衡必要的基于政策的反应，而不是制造不必要的过度恐惧。他说，即使在社区内部，恐惧也在“哦，我好害怕”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之间波动。

加拿大应该开始考虑如何妥善处理疫情爆发的社会影响，阿里说，特别是考虑到全球化，它们更有可能发生。

在对北美华人社区的尖酸刻薄中，有些人喜欢把SARS和其他疾病作为中国是疾病温床的证据。

“一派胡言，”阿里说。“如果你研究传染病及其起源，它们都起源于动物宿主。他说，鉴于全球化的速度不断加快，疾病也可能来自这里的牲畜。”

阿里说，由于“我们的生活方式”，疫情将不可避免地一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