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知道中国也曾有夏令时吗？中国八十年代实行夏令时的前世今生
2019-11-02
渥太华微生活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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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夏时制：六个夏天
1986年5月4日这一天是星期天。
凌晨两点整，在西单的电报大楼，工作人员将顶楼报时钟的表针拨向了三点。
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了报时：“北京时间，三点整。”
这是中国实施夏时制的第一个清晨。
1986年4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是否应实行夏时制的问题。
一两天前，时任清华大学实验电厂总工程师谢行健接到了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兼秘书局局长安成信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列席这次会议。另一位受邀列席的，是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窦莘元。“我们俩一直呼吁夏时制，窦莘元代表个人，我代表北京能源学会去的。”已经退休了的谢行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方还特意嘱咐谢行健，就他一个人来参加会议就好。他立刻向校方汇报了此事，党委书记表示，希望他积极参与，并决定到时派一辆公务车送他前往。
4月7日是一个星期一。早上不到9点，清华大学的小轿车载着谢行健，从中南海西门进入。因已事先告知车牌号，车辆直接被放行，一直开到了中南海勤政殿的会议室。
谢行健进去时，会议室椭圆形的桌旁，已有30多人围坐。他记得，其中有中共中央总书记，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余秋里、田纪云(当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当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陈丕显、郝建秀、王兆国，国务委员陈慕华等人。
谢行健和窦莘元坐在外圈，边上是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以及几个做会议记录的人。喝茶要交一毛钱，白开水不用。谢行健这次不知道，以后再来，就主动交茶水钱了。
他手上握着准备好的发言稿，等待着会议的开始，也等待着决定夏时制是否在中国施行的历史时刻。
初提夏时制
1983年春节前，成立于1979年、北京市科协所属的北京能源学会，召开了以“能源与环境”为主题的年会。
作为全国首个能源方面的学会，北京能源学会集中了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的能源专家200余人，理事长是能源界最有影响的赵宗燠院士。
学会常务理事谢行健找到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研究所负责人徐寿波，希望一起提出在中国实施“经济时”(即夏时制)的建议。
从改革开放之初，谢行健就注意到了节能的问题。
当时，北京乃至全国都经常停电，每周“停三保四”，对经济和民生影响极大。
他查阅资料，发现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实行了夏时制，甚至中国在解放前也短暂实行过三年，节电效果非常明显。
他调取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天文年历，研究了各地夏季的日出时间，认为将时钟拨快一个小时完全可行。他做了一个粗略的估算，如果每年实施夏时制6个月，可节约21.3亿度电，按照当年照明电价每度0.14元来计算的话，可节约人民币3亿元左右。这些节约的电量如果全部用于工业生产，每度电平均工业产值按2.54元来计算，工业产值将提高50亿元以上。
这几个数字立刻吸引了年会上的学者们。大家一致认为，应进一步调查研究，并向国家提出建议。
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谢行健得知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有一名专家叫窦莘元，自建国后一直在关注夏时制的问题，便登门拜访了他。
对方告诉他，其实政府部门1981年就召开过有关夏时制的会议。
时任国务院总理亲自批示，要求向专家征求意见，看夏时制是否可行。结果多数人不赞成，此事被搁下。
但谢行健认为，现在情况不同了。
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确定了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1983年元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节能工作会议，明确“翻两番”所需要的能源，一半要靠开源，一半要靠节能。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夏时制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也许此时再提，中央的态度会有所不同。
调研和建言
经人介绍，谢行健和徐寿波去拜访了著名社会学家、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费孝通对各国实施夏时制的情况十分了解，完全支持在中国实施夏时制。
1983年3月份开始，谢行健以北京能源学会的名义，陆续写了几十封信，寄给国家相关部委和龙头企业。信中称，该学会建议实施夏时制，想征求各方意见。信后还附上他本人、窦莘元和中国科技情报所研究员贡光禹的三篇论文。
一两个月后，几十封回信陆续寄到了学会，汇总到谢行健的案头。他至今保存着其中的10封——7封基本持肯定意见，3封持反对意见。
来自外交部、财政部、地震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和燕山石油化学总公司的信件，表示完全赞同。外交部提出，西欧的国家早就开始实施了；财政部认为，这个想法可以作为将来经济改革的参考。
北京通信学会和交通部所代表的两个受影响较大的行业，也表示会全力配合。通信学会表示，国际上按照时区来对接通信，实施夏时制并无影响。交通部表示，进行调整“并不困难”，同时还建议，可以取消午休制度，促使人们晚上提前一个小时休息。
铁道部、广播电视部和民航部门则提出了不同意见。
铁道部调查后认为，每年变更两次时间，意味着列车时刻表也将做两次大规模的改动，工作量很大，且会造成不便。他们建议，不如改为在全国调整作息时间。
广播电视部担心，每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表调整两次，会影响播出安全。比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小时都会播报北京时间，实施夏时制之后，会遇到困难。
民航总局的信封中装有两封回信，一封来自民航总局，认为总的来看没有大的问题；另一封则来自民航北京管理局节能办公室，明确表示了反对。北京管理局认为，如果变更为夏时制，日出和日落时间都需要进行换算，对于一些没有经验的机长会有影响；机场开灯时间也会受到影响。另外，机场在远郊，如果实施夏令时，职工起床时间会更早，休息时间得不到保障，等等。
这一年7月，能源学会再次开会，就收到的这些反馈意见进行讨论。窦莘元和谢行健都认为，既然欧美发达国家已实施了这么多年，说明此事有可行性，只要准备充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如果按照铁道部所说，采取调整全民作息时间的替代方式，则难以强制性实施。会上，大家达成共识，应该撰写一份调查报告，寄给中央。
7月15日，由谢行健起草的《关于建议在我国使用“经济时”的报告》，以北京能源学会的名义，以平信的形式寄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委、计委、科委等相关机构和北京市政府。报告后同样附上了那三篇论文，以及北京能源学会的《关于建议使用“经济时”情况调查》。
根据《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报道，这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将能源学会的建议批给了国家经委，经委邀请了相关部门和人员先后两次会谈，但因专家疑虑很多，此事被搁置起来。
1984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再次批示：“夏季和冬季还可采取两个时间。许多国家已这样办了。可座谈一下，如可行，明年开始实行。”
列席中央决策会议
1985年末，一位“通天”人物、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看到了这份报告。
这位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老红军，看到与自己的工作相关的课题，十分感兴趣。他来到清华大学，四处打听，找到了谢行健的家，一直等到他下班回来。谢行健很感动，详细向马宾介绍了情况。马宾听完后表示，此事意义非常重大。
这次会见后，马宾致信时任国务院总理，建议实行夏令时。国务院总理作了第三次批示：“这项建议值得重视，为什么多次议过而不能实行？只迁就习惯恐怕站不住脚。如有充分理由，也应向建议者说明。”
这时，正是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办公厅约请了上海、甘肃、黑龙江、广东和河南等地的负责人征询意见。这一次，基本达成了共识。
1986年4月，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夏时制问题的报告》上，国务院总理第四次批示：“我是同意的，习惯不是什么困难。民航、铁路也会有办法解决。”
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提到的4月7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席会议。
9点半左右，会议开始，由胡耀邦主持。他直接切入主题，让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就夏时制一事作汇报。陈俊生简要介绍了夏时制在全球的实施情况，以及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
听完后，胡耀邦首先表态：“凡是科学的，我都赞成。总理同意的，我也同意。”他还说，这是一个好事，可以快点开展。
李鹏则提出，实施时应该谨慎，尤其是铁路、民航等交通运输部门，要避免造成交通事故，确保安全。
大家纷纷发言，都表示赞成。
胡耀邦总结道，此事既然有利于身心健康，也有利于节约能源，中国有必要实行。只怕继续讨论，再过几年也难以取得一致意见，通过实践才能消除顾虑。他建议，全国人大应对此立法，保证夏时制的完善与实施。他还提出，中央决定的事，中央一定要带头实行，不能时间提前一小时，上班拖后一小时，流于形式。
谢行健原以为，会上会有一番口舌，没想到如此顺利。他只简单回答了与会者的一两个问题，事先准备的稿子基本没用上。
最后，胡耀邦提议，既然大家一致同意，可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实施。
随后，这项议题结束，进入第二项议题，讨论当年五一劳动节的放假安排和宣传口号。
散会时已近中午，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留住了正散去的与会者，请大家一起在勤政殿的餐厅吃个便饭。餐费为每人八毛钱，但王兆国特意嘱咐说：“谢老师，你不用交钱，中办替你交。”
参会人员基本都留下来吃了饭，胡耀邦、胡启立、李鹏等领导人都随意而坐，几人一桌。王兆国陪着谢行健坐一桌。午餐很简单，主食就是包子、面条等，还有几样简单的青菜。
饭后，谢行健告辞离去。王兆国帮他穿上大衣，送他到汽车旁。“他非常客气，对知识分子很尊重。”
4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了实施夏时制的通知。不过，这一通知当天并没有见报。
媒体首先进行了一番预热。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北京能源学会的专家建议，我国从4月到9月实施夏时制。各大媒体都做了转载。接下来的几天，媒体纷纷跟进报道群众的反响。费孝通、徐寿波、谢行健和窦莘元都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宣传片的拍摄，谈了实施夏时制的好处，讲解了相关知识。
“可将夏时制延长到6个月”
5月4日这一天是星期天，也是青年节。
凌晨两点整，在西单的电报大楼，工作人员将顶楼报时钟的表针拨向了三点。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了报时：“北京时间，三点整。”
这是中国实施夏时制的第一个清晨，亿万中国人都把钟表向前拨了一个小时。“随着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中国的时钟加快了运转”，这样的用语在媒体上随处可见。
9月14日，是9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凌晨两点，时针回拨一小时，夏时制结束。
各地实施夏时制的情况被反馈回来。好消息是，全国的运输系统没有因为夏时制的推行而发生重大事故。坏消息是，水电部的数据显示，当年西南的成都、昆明、南宁、柳州和西北的乌鲁木齐等城市，基本没有达到节电效果。这是因为，西部本来就跟北京时差较大，夏时制实行后，还要提前一小时起床，早上需要开灯。
其他问题包括，南方城市三班倒的早班职工反映，夏季天热睡得晚，早晨上班还要提前一个小时，影响休息。有的地方对夏时制的认识不清，钟表往前拨了，上班时间却推迟了一个小时，等于没有实施夏时制。还有的地方，各单位自行其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作息不同，互相干扰。
谢行健、窦莘元等专家再次被召进中南海，跟各部门一起研究对策。
窦莘元提出，西部地区可根据当地日出时间，调整上班时间，以收到最好的节电效果。至于三班倒的早班，可以由工厂内部做调整，将各班上班时间延后即可解决。
相比这些问题，当年节约的能源才是最重要的。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1986年实行夏时制的133天，节约照明高峰用电6.27亿度。这一成果，虽低于最初的预期，但也很可观了，且仍有增加的空间。
1989年2月，在夏时制实施三年后，徐寿波执笔写出了《我国实行夏时制问题的研究》的结题报告。
报告称，实施夏时制以来，至1989年，中国已经节约用电共计30亿度。到2000年，预计经济效益将累计达到534至713亿元。
鉴于中国的夏时制效益尚有潜力可挖，报告建议，将实行夏时制的时间延长至6个月，从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到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
徐寿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们曾邀请时任国务院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李智盛牵头为此项研究成果做鉴定。李智盛认为，这个报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表示将在报告鉴定会上提出建议，授予这项研究国家科技进步奖。
但鉴定会因当年的八九风波而中止，国家科技进步奖自然也无缘了。虽然早已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如今是北京交通大学的“镇校之宝”之一，但82岁的徐寿波至今感到遗憾。
夏时制的叫停
夏时制实施的几年过程中，反对的声音不断。
广东省代表每年上全国两会时，都会提出取消夏时制的提案和议案。“广东当时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夜生活已经很发达了。如果提前一个小时睡觉，他们的作息不适应，也影响当地的经济。”徐寿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两会代表的意见，相关部门必须给予答复，但夏时制的实施没有专门的国家部委牵头，此类意见只能交由国务院办公厅处理，而国务院办公厅只能年年请窦莘元、谢行健等人加以答复。
“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非常多，不可能专门处理夏时制的问题，难免有疏于应对的时候。”徐寿波说。他认为，夏时制最后的停止，跟此事没有专门部门负责不无关系。
而在学界内部，夏时制也引来了很多反对的声音。
1990年，中国地理学会年会在上海举行。来自江西抚州师范学院的地理教师甘本根提出，夏时制是一种更适合中高纬度地区、低纬度地区效果并不明显的时间制度。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大多集中在低纬度的南方；中高纬度地区面积虽大，但多为草原、荒漠和农田，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根本不管什么夏时制，就算农民愿意实行夏时制，牲畜也有自己的生物钟。这一意见在地理学会上引起了共鸣。
在大家的鼓动下，甘本根于1991年9月将发表后的发言稿以挂号信寄往国务院办公厅，未收到回复。
但就在第二年3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通知：
我国自1986年起实行夏时制以来，在一些地区收到了节约照明用电的效果。但是，由于我国南北温差大，东西时差大，全国又统一执行北京时间，因此，实行夏时制在西北、西南及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收不到节电效果。而且，实行夏时制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铁路运输等行业的工作带来许多不便。根据这种情况，国务院决定，从1992起暂停实行夏时制。各地区可以根据季节的变化，合理调整作息时间，以达到充分利用日光、节约照明用电的目的。
消息出现得很突然，能源学会在3月才得到风声。徐寿波特地起草了一个报告上呈国务院，希望夏时制能继续实行，但没有收到效果。
夏时制就此戛然而止。
1998年，朱镕基就任新一届国务院总理。徐寿波之前在工作中与朱镕基比较熟识，他给朱写了一封信，希望国家能考虑再次实施夏时制，但没有收到回音。
再次被否决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能源供应日益紧张。2005年夏，北京发布“重度紧缺”的电力供需橙色指数，多个大城市用电紧张。7月，国务院就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布通知，强调节约能源。
2006年，国家发改委研究员刘学义和时任中国能源研究会秘书长鲍云樵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重提夏时制的机会。他们和另外几位专家一起，在中国科协的“科技工作者建议”上发表了《建议我国尽快恢复实施夏时制》的文章。
刘学义还找到谢行健，希望他作为前辈给一些建议。谢行健非常支持，还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推动此事。
这封信果然起到了作用。王兆国要求国家发改委研究此事，发改委综合办公室找到了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要求他带团队落实此事。
姜克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们咨询了多位老科学家，并走访了全国各地。和多年前一样，西部的反对意见仍然很大，反对的理由也相同。
更重要的是，实施夏时制，除了要承担调整所带来的额外工作量和直接成本(如印刷包括列车时刻表在内的各种告示)，对民航、铁路、信息服务、商业以及居民的生活和健康都会造成较大影响。而据他的团队测算，随着高效节能照明和广告照明设备的全面普及，一年能省下来的电力大约只是一个火电厂的发电量，这样的节能量可以通过较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
调查结果上报发改委，恢复夏时制的动议被正式否决，并决定不再讨论此事。
鲍云樵在电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自己的看法现在已有所改变。一刀切的夏时制可能并不再适合中国，错时上下班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
谢行健和徐寿波却坚信，实行夏时制对国家节能依然有巨大的好处。
实施夏时制的那6年，谢行健多次参加中央会议，最大的感受是，其实节能效果不错，各部门反响也不错。在如今节能减排的大环境下，重新探讨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的。毕竟，实行夏时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
“如果哪一天，国家找到我，说希望能再研究夏时制，所有的资料，我都有。”谢行健毫不费力地从清华家中找出了三个装得满满当当的档案袋，他希望有一日，这些东西还能再用上。
注：本文首发刊载于2014年8月19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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